[转载]国储铜事件：一场主角缺席的悲剧

国储铜事件：一场主角缺席的惨剧
 时寒冰

  2005年十一月初，国际市场盛传中国国家物质贮备局（下称国储）将释放五万吨库存的音讯，随后，一贯低调的国储骤然亮出手握130万吨铜的“家底”，如斯反常举动引发种种猜忌。几天后，外电报导了代表国储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从事铜交易的交易员刘其兵神秘失踪的音讯。国储做空被套的盖子由此揭开。国际炒家穷追不舍，国际铜价屡创历史新高。这场悲壮的撕杀至05年年底还没有收场，但结果早已经注定……
谁能想到，在2005年的岁末，很少出头露面的国储会成为国际注视的焦点？因为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期铜交易中被套大量空单，浮亏严重，加上操盘手刘其兵神秘“失踪”，着落不明，国储被全球的媒体推到了聚光灯下。回顾过去，面对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人们的内心仍然在隐隐作痛：株冶事件，3天内亏损1亿多美元；中储棉事件，亏损约6亿元；中航油事件，亏损5.5亿美元……国储铜事件，损失已难以防止。
许多人忍不住要问：为何受害的又是中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太多的问题需要反思。然而，目前，反思的声音依然微弱，人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推辞责任的借口，其中还囊括许多乐观而离奇的论调。如果带着这类掩耳盗铃的心态去面对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国储铜事件绝非最后一幕惨剧，国际炒家的魔咒还将降临到咱们头上，给咱们带来新的痛苦记忆。

清点国储铜的损失

  在国储铜的诸多报导和评论中，损失常常被掩饰，被淡化了。假设不清点其中的惨痛损失，这次悲壮的事件将很快被人们淡忘，也就失去一次痛定思痛、深刻检讨，并采用措施防止相似惨剧重演的机会。
国储铜的损失到底有多少？国储中心向上级的解释是，中心不像市场风闻那样因为投契亏钱。其理由是，国储中心在国际市场均价每吨2200美元的时候购进了15万至20万吨铜。伦敦市场2200美元买的，现在上海市场价格38000元摆布卖掉，即相对于于伦敦是3700美元卖掉，这样算下来，等于一吨赚了1500美元。中心在伦敦空头建仓位置是3200美元，现在如果平仓，算在3400美元均价，然后再亏掉300美元升水，等因而3700美元平仓。“在伦敦是亏了1500美元，在上海市场赚了1500美元，两头一算账，没有亏甚么钱。”
这类说法只能糊弄外行人。
国储中心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铜，做的是现货交易，这类交易对咱们这样一个铜消费大国并不是甚么希奇事，更何况国储的职责就是进行物资贮备？说得再直接点，即使国储不进口铜，也会有别的部门负责进口铜，国储中心焉能将功勋记在自己的账上？国储亏损是在期货交易上，是实实在在的亏损，拉现货赚的钱来消减期货上的亏损，国储中心的良苦居心不难理解，但是，这只能是欲盖弥彰。
国储中心可以对公家隐瞒真象，但它却骗不了银行。十二月十二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因为缺少对市场风险的有效节制，“从国外的巴林银行、坦然公司，到国内的‘中航油’、‘国储铜’事件，无一例外地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作为“惜墨如金”的银行高官，刘明康用了“惨重”一词，国储铜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当大家都盯着刘其兵的空单的时候，不要疏忽了那些随着他做空的人。据媒体表露，这些被怀疑是老鼠仓（即先用个人资金建仓，再用公有资金推进大势向与自己建仓的方向走，在公有资金的掩护下，安全地赚钱，因做法过于恶劣，故以老鼠称之）的空单，数量一样惊人。
据《21世纪经济报导》表露，让国储中心没想到的是该中心进出口部主任刘其兵和他暗地里巨大的老鼠仓。“应当在1：1至1：1.5之间，也就是说20吨国储空头的话，老鼠仓应当有30万至40万吨。不然基金不会费这么鼎力气挤仓。” 接着又有媒体表露，仅国有五矿团体旗下的五矿有色今年在伦敦交易期铜，就发生了2亿以上的亏损。这些损失算起来，将是一个使人瞠目的数字。
国储期铜事件所造成的亏损远不止这些。期铜价格上涨，带动现货铜价一路上涨，作为世界上铜消费量最大、进口量最大的国家，咱们的相干企业由此经受的损失，将是一个天文般的数字。强大的市场需求抉择着，咱们的企业除停产，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无奈地接受高价铜。而对铜的需求，必将会推进铜价进一步上涨，无疑，咱们的企业将继续被宰割。这个损失，对咱们这个铜消费大国，已成为不可经受之重。
必需重视的是，国家物质贮备是国家直接树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气力，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首要手腕。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国储中心愚昧的交易行动，已成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因素：铜价飞涨，国内企业苦不堪言。事实上，当国储中心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质贮备调理向投契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而这，恰是致使灾害性后果的本源。而这，才是国储造成的真正危害！
国储在期铜事件上的负面影响，已再也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腐败是惨剧本源

  在国储铜事件产生后，人们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对这次事件进行剖析和反思。其实，技术问题还在其次，本源在于腐败。
一些从事期货交易的专家泄漏说，中国公司，尤为是那些没有获得期货交易资历的公司，之所以勇于冲破法律的限制，在海外做期货交易，枢纽是为了攫取私利。他泄漏说，这些公司的账户常常是公私不分，换句通俗的话说，赚了钱是自己的，亏了钱是企业的。这也恰是中国公司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出手“贼狠”的缘故，反正亏了钱是国家的，怕甚么？
如果不是这样，得多问题是难以理解的。譬如在1997年的“株冶”事件中，国际期货市场上已从事两年交易的株冶工作人员，在LME大量卖空锌期货合约，卖出多达45万吨锌，而当时株冶全年的总产量也才30万吨。如果是正常的套期保值交易，全年总产量30万吨最少是一个不能跨越的底线，这对从事了两年交易的人来讲，是一个最最少的常识。倘若不是出于掠夺私利的强烈愿望，很难想像他们会如斯超凡规地乃至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地去进行交易。最后，不能不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专门召开办公会议处理“株冶事件”，但由于空单越过株冶全年总产量的50％，中国除斩仓别无选择。仅三天，中国便损失了1.758亿多美元，折合人民币14.591亿多元！
亏了由国家埋单，在某种程度上，“株冶事件”开了一个卑劣的先例。
这类结果将令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更为有持无恐，他们如同一群嗜血的赌徒，拿国家的钱在国际期货市场上豪赌，赚钱的时候他们一言不发，被套住的时候将烂摊子交给国家。于是，人们看到的不是那些靠老鼠仓发财的投契者灿烂的笑容，而是一出又一出血淋淋的惨剧。
在这次的国储铜事件，媒体表露出来的老鼠仓的情况一样使人惊心动魄。据接近刘其兵的人士泄漏，光是刘这两年通过在期铜上的投契，就给自己的小金库增添了不下3亿美元的收益。假设不是此次空单被套，这些重重黑幕，恐怕永久不会进入公家的视线。
除老鼠仓，腐败份子通过海外期货交易洗钱的情况一样值得关注。8月十日的《上海证券报》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因为我国企业的境外账户难以有效监督，难以杜绝某些人通过期货交易洗钱的可能性。更紧急的是，如果洗钱者应用目前的市场漏洞，盯上跨市套利的手腕，将会更为严重地影响金融安全。理论上彻底存在这类可能性。跨市套利者都要在国内外分别开设A(境内)和B(境外)两个公然的账户，如果要把公然账户的资本洗出去，就需要再在国外市场开一个隐秘账户C(境外)，将资金转移到境外B账户可以合法地进行，再把B账户资金通过一些手腕流进隐秘的C账户。一般有如下两种可能的法子。
第一，在有公然的跨市套利交易中，A账户与B账户具备方向相反的头寸，以博取正规的套利差价。需要洗钱时，又让C账户和B账户树立相反头寸，应用目前我国头寸较大时，B账户亏损几率极高，这样C账户就很容易赚取B账户的钱，从而到达洗钱目的。
第二，洗钱者与外盘有实力的基金内外勾搭。一样先让隐秘的C账户和公然的B账户树立相反头寸，然后基金找机会在短时间内骤然打击B账户使其严重亏损，或干脆就协同外人使B账户头寸被吃掉，因为期货交易的特殊性，亏损严重就必须认赔平仓，操作者就可在认赔的同时，让隐秘的C账户也平仓，这就自然地使C账户依赖B账户获得暴利。有中国头寸长时间被逼仓的现象作掩护，就很难发现是洗钱。从时间特征上看，2003年十月到十一月一次套利就具备这类嫌疑。 在不能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我国在境外账户的期货交易，很容易演变成灰色交易，纳税人的钱很容易成为腐败份子的猎物，当他们贪婪地对准目标时，不管企业亏损仍是盈利，他们个人都将有机会赚钱。
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储铜这样的惨剧还会重演！

惩戒缺位是惨剧的外因

  当人们把眼光集中在国储铜要造成多少损失和此事如何结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国储中心并无展开国外期货投契业务的资历。一旦将国储铜事件和“株冶事件”联络在一块儿来看，人们就不难发现，问题已是多么的严重。
在“株冶事件”中，湖南省株洲冶炼厂原厂长曾维伦不顾展开国外期货投契业务须报总公司主管部门审批的规定，未经批准违规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终究致使了巨额亏损。遗憾的是，当初所有的人都把眼光集中在了结果上，而疏忽了对违规从事期货交易的处理。也正由于这一点，一些企业在突破法律法规界线从事境外期货投契交易的时候，变得毫无顾忌可言。在这类情况之下，怎样可能不出问题？
早在1994年3月31日，国务院就发文明确请求各期货经纪公司不得从事境外期货业务。2001年5月，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出产办公室、对外贸易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总局颁发了《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第九条明文规定：“获取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契交易。”第五11条规定：“对违背规定从事境外期货业务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形成犯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获取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尚且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契交易，何况那些没有获得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但是，迄今为止，违规从事国外期货交易的公司已有多家，没有哪家遭到过严厉惩办。惩戒机制的缺位，使得国家的有关规定成了废除一张，失去了应有的束缚力。
在这次的国储铜事件中，国储中心一样没有资历从事境外期货交易。但是，他们早就做了，只无非当初赚了钱，闷声发大财，上面即便晓得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干涉。等到现在问题出来了，有关部门只顾忙于应付困局，也没有人提起对违规从事期货交易这回事。这恰是悲恸之处！法律法规是束缚企业行动，使他们不敢挺而走险的惟一利器。当这一点也不复存在的时候，相干单位不论从事境外期货交易仍是搞投契交易，更无顾忌可言。
中国是世界铜消费量最大、进口量最大的国家，同时又是铜精矿、废铜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从套期保值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企业应当在LME以低价位做多。这样有两个益处：如果价格下跌，咱们可以买到廉价的现货，在买现货的同时又推进铜价上扬，可同时在两方面受益。如果价格上涨，咱们在现货上的损失，可以在期货上得到填补。这既相符套期保值的操作规律，也相符中国的法律规定。而且，铜为小品种期货，容易逼空但不易逼多。中国做多，哪一个国际炒家敢死命向下打压？价格跌得太多，大不了中国把现货整个接下来，很容易在现货上大赚。别忘了，中国可是世界第一铜消费大国。而且，掌握着这么多的铜，铜价还不是由你说了算。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这样操作才可以真正地施展中国的影响力，在铜的定价方面才能获得愈来愈多的话语权。
但是，作为一个铜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国储中心却在国际市场上做空，且空单量无比之大。国储这样做，一样显露出惩戒机制缺位所造成的可怕后果。
国储中心之所以敢这样干，缘故是他们提早已晓得国储局规划释放得多库存。事实上，国储过去能在上海期铜市场呼风唤雨，赚取大把大把的钞票，也跟他们这类获得信息的优势有瓜葛。在国外，这样做是一种严重违法的行动，将遭遇到严厉的惩办。但是，国储在上海通过信息不对称从散户手中巧取豪夺来了那末多资金，并未遭到涓滴惩戒，在这类纵容的环境中，获利丰富的刘其兵之流便误以为在LME，他们一样可以应用信息优势对其他投资者生杀予夺。他们错了。事实上，当他们脱离套期保值的初衷，在LME进行投契的时候，一条绳索就已套在他们脖子上，只无非他们不晓得罢了。
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人们就不会去畏敬它，人们就很难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动。惩戒措施缺位，人们无须为自己的违规、违法发行付出任何代价，人道中恶的一面就会显露出来。
1995，搞垮了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后来做了牢。法院作出裁决：今后里森所有的现金收入都将由巴林银行的债权人直接掌管，里森今后要花钱买东西，必需提早两天以书面情势向巴林银行的债权人提出申请；不得应用巴林银行倒闭故事从传媒手中赚钱；必需完全公布自己的财产状态，否则一旦查明有藏匿财产行动，还会判他继续坐牢……违法的人，毕生都将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代价。假设咱们的法律，也以如斯严厉的手腕，惩办那些视国家法律如儿戏、视国有资产如草芥的人，那末，相似这样的惨剧，还会如斯频繁地上演吗？

  期货市场应走向开放

  从株冶事件到这次的国储铜事件，愚蠢而愚昧的交易技术是中国企业屡屡被国家炒家围歼的另外一个首要缘故。咱们不能不感叹：咱们的企业显得太稚嫩了。譬如，在风险节制方面，在发达国家成熟的期货市场，风险节制已发展成为完全的系统，即使是像索罗斯、巴菲特这样的大鳄，也无不视风险节制为第一生存要素。

  但是咱们却截然不同。有媒体表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国家物质贮备调整中心最早有一个交易团队，后来主要由刘和另外一个交易员从事交易，尔后这位交易员被调离岗位，刘遂成为唯一的交易员。谁能想到，中国数亿资金，居然掌握在一个年青人的手中？谁能保证一个冲动的年青人不会由于和女朋友吵架而在期货市场上赌气？这象征着，咱们的风险节制系统不是太小了，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也正由于没有风险节制，致使刘其兵在9月下的了8000手三月期铜空单，一直都没有止损。
其实，从“株冶事件”事件开始，中国的企业就一再重复一样的惨剧：没有风险节制，不晓得止损，最后将自己逼上断头台。
不但风险节制没有树立，我国的企业在应答危机方面的手法，一样显得卑劣不堪。空单被套，国储局在北京拍卖贮备铜以压低铜价，但是，国储在拍卖铜时，一反过去的低调，变得轰轰烈烈乃至声嘶力竭，还成心泄漏出库存铜130万吨。结果，被国家炒家解读为虚张声势、心虚。更使人费解的是，在第4次拍卖铜的时候，上海、宁波贮备铜底价一下上升至39000元/吨，拍卖底价刚一公布，马上带动了沪铜期货上涨。国储抬高拍卖价格，看起来是多挣了一点，但因而给多头助了落井下石，而且，令国内对铜有需求的企业雪上加霜。那末多钱都赔进去了，还在这点蝇头小利上计较甚么呢？
使人耽忧的是，国储选择展期的做法，居然遭到一些媒体的推重，乐观地评价此举有可能让国储大赚一笔，如斯无知无畏的心态，如何能感受到危险的邻近，又如何能及时采用相应措施呢？不要忘了，在中航油事件中，陈久霖就是因为展期将亏损成倍放大，从潜亏580万美元翻倍亏损到了5.5亿美元，到了万劫不复的境界的！国际炒家这次会让国储荣幸地从他们的口中逃脱吗？
与国际职业的炒家相比，咱们的企业不但显得幼稚，也显得可怜，本源在哪里呢？这跟中国在期货市场上的守旧政策有很大瓜葛。长时间以来，咱们既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从事期货交易，也限制国外公司在中国从事期货交易，这不仅使咱们的企业缺乏在期货市场上接受锻炼的机会，也使他们养成了依托“超前”信息鱼肉散户的恶习。有人评价咱们的这些企业：内在里手，外在外行。
更加首要的是，在大宗商品方面，中国尽管是消费大国，却因为期货市场不开放，没法构成公平而充沛的竞争，也没法构成令西方国家认可的定价体系，致使咱们在石油、金属等基础商品上没有定价话语权。也许，有关部门是耽忧中国的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容易被国家炒家狙击，故而加以了严格的限制，但现在看来，这类束缚是无效的，要不也不会连续上演“株冶事件”了？既然限制是无效的，何不逐渐开开放中国期货市场，让企业在开放的期货市场的博弈中逐步成熟起来？
而且，一旦咱们的期货市场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博弈场所，那末，靠着国家第一买家这个强大优势，咱们将有机会逐渐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话语权。进而，咱们将在国际市场上掌控主动，在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上解脱处处受外国牵制的被动局面，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逾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开放期货市场，使中国的期货市场尽快与国际接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写于2005年末